十一 21

汤川秀树

《旅人》---一个物理学家的回忆 汤川秀树著 周林东译 根据讲谈社1966年版译出
汤川秀树(1907-1981),原姓小川,1932年改姓汤川,1929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因提出介子场理论而获得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晚年发起成立了日本创造性研究会。
@qiusir:本来想作为2020年的第一本书来读,计划今年最后一个月用来复习过去一年读的书的,但还是没有抵住诱惑,再者还没进入十二月呢,何况已经为明年准备了不少的书,于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读完。
自序
按照普通的标准来衡量,我所走过的并不是一条艰辛的道路。我出生在一个学者家庭...
但是我的学术生涯却不是那么容易分析额。尽管我在某些方面是幸运的,却不能否认我经历了更多的艰辛。...我只是乘着一门新科学的高涨势头做着我所喜欢的事情。...我希望成为一个周游各地的旅行者和一个荒野的开拓者。
有时,一块开垦地一度收获丰盛,但仍被抛弃在一边。今天的真理,到明天就可能遭到否定,而这也就是我们必须时时回顾昨天所走过的路,以便找到明天所要走的路的原因了。
我作为一个科学家而成长起来的道路,就死我作为一个人所走过的同一条道路。
一个人在镜子中看到的自己的脸,也就是别人所看到的那张脸。可是,当他揭示出别人所看不到的内心世界时,听者就可能会感到意外。
小川秀树于1907年生于当时东京市麻布区市兵街。每逢春天,家里就充满了梅花的香味。
汤川秀树


1
智慧的故乡
我记不得我出生的那座房子,甚至也记不得那里梅花盛开的景象了。我只是听我的母亲说起它们,但是我心里想它们是极美的(也许是我下意识力图美化自己的出生地吧)。
我的父亲是地质学和地理学的专家,但他兴趣广泛,买了许多专业以外的书籍。...那时的大学教授必定比今天的教授们富裕得多!(看来得了诺奖的秀树也对自己的收入不是那么满意呢)
如果没有母亲强有力的督促,我可能没有接受大学教育,也就不存在今天的我了。(后面提到,他父亲曾经想让这个自己也看不懂的孩子,甚至被兄长说起来不是很聪明的三子走另外一条技术学校的道路)
我的大哥芳树是个少年老成的人物,而二哥茂树则充满了自信。我这个老三已经意识到来自哥哥们的压力。当我奔跑着穿过“净华寺”的墓地时,我失足滑倒了。脑袋撞在一块墓碑上,我顿时感觉到眼前一片漆黑。我开始大哭起来,但哥哥们已经走远了。当我仰面躺在地上时,阳光透过樱树枝叶间的缝隙进入了我的眼帘,我透不过气来:它们就像是无数的星星---正午的星星!很久以后,当介子的想法出现在我脑海里时,我又模糊地瞥见了这些正午的星星。
我不记得被父亲抱过。
我在京都一中入学时,校长森外三郎对我班作欢迎词,“从今天起,我将把诸君当做绅士来对待。”(到高中也是这位校长)
我至今仍然不知道母亲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
虽然我上小学时成绩良好,但是我在读初中和高中时却远非一个天才。我大哥喜欢开玩笑说:“秀树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脾气倔,净给我们添麻烦。”但是我在自己的活动中是专心的。
祖母说,“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也许是家里最聪明的孩子。”我受到了外祖父、外祖母的宠爱。
我从来没有许多亲密的朋友。那可能部分是由于我的个性,但是这也是京都的典型特征。
我从来没有和同龄的孩子们玩耍过...我觉得生活在一个有限的小世界里是自然的。这样有限的环境能够在一个孩子的心灵中产生出一种丰富的想象力和一种浪漫的气质。(外甥女似乎很少有玩伴,但不知道她是不是有想象力和浪漫气质)
2
我的父亲
@qiusir:汤川秀树的父亲那,看到王小波父亲的影子,都是聪明、有专业爱好、都有很多孩子,都忙到对子女的关心不多。只是一个理科,一个文科。原本学理的王小波从了文,而很小表现出文学天赋的秀树则选择了物理。设想一下,如果王小波的身体不出问题,活到现在的话也是有机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吧。
小学一二年级坐我旁边的成川干子女士说:“我从没有想到汤川君会成为一个物理学家,我原以为你会进入文学领域,尽管我对此事想得不多。”
父亲曾一度加入过一个文学俱乐部。(汤川秀树提到自己在性格上似乎更像母亲,但成长过程,先文后理的轨迹和父亲更近似)
父亲在东京上学二年后,入赘到了小川家。伯父只是一个县里的小官吏,再也无法帮助弟弟了。
外祖父小川驹橘也是纪洲人,参加过德川末年的长州征伐之战。后来受教于庆应义塾的福泽谕吉先生。担任过长崎师范学校的校长。也是赘婿,原姓长屋。
我父亲继续读英文小说,同时他对富士山的美丽风光大为惊叹。“我想有一天要去征服那个山顶。”后来父亲专供地质学时,他的这个愿望就完全得到了满足。
(浓尾地震)他想亲眼看看受害的程度,是受到他的学习愿望的驱使的。就在当时的那种场合下,他决定今后要倾全力去对抗自然界的威力。
“你在大白天不能一边走一边打鸟。”“你必须在佛晓或黄昏时把它从巢中赶出来。”
桑原武夫成了法国文学方面的一位卓越的权威。“我总是害怕小川琢治。”(父亲)他足足花费了1个多小时来让桑原认识到生命的重要性。
我的母亲有一个逻辑性思维非常强的头脑,而且她一点也不迷信。
他是在回日本的轮船上对着大海朗诵拜伦的“查尔德·哈罗德的朝圣”的那种人。(长诗啊,可能我看的版本不咋样,没读进去,当然也是我老了...)
我父亲生了几次病,他把书堆在床边,愉快地阅读这些书。我还记得那时父亲脸上的表情。他常常告诉我们关于欧洲的事情,而且尤其为他自己在法国荣获的那枚勋章而自豪。我忘不了当他给我们看勋章时脸上的微笑。
3
我不愿说
@qiusir:就我个人的生活,和之前看的福泽谕吉的传记中的更多细节相近,至于和汤川秀树的爸爸比已经落后了一百年了吧。个人的差距何不也是...
我父亲的汉语素养很深,但在明治维新以后也学习欧洲文化,习惯阅读伦敦《泰晤士报》。
我父亲是一个现代科学家,曾到过中国和欧洲。“等你们长大时应当去欧洲。”我回想不起我的兄弟们是怎样回答的,至于我本人,向来没有出国的愿望。
有一天---当时也许是5岁或6岁---我父亲要求我外祖父让我开始诵读中国经书。从那天起我就舍弃了我的梦中世界,而步入了保留在难于辨认的汉子写成的书页中的二千几百年前的世界。我们常常谈到九经(四书五经)...我最早读的一本书就是《大学》。(我姥爷对我很友善,记忆中我只能感激有食物。至今也没见过读四书五经的人)(秀树的姥爷对二哥茂树的教育似乎更成功,贝冢茂树后来成了汉学的权威)
每一个汉字都包含着它自己的一个神秘世界,许多汉字组成一行,几行又构成一页。然后,那一页对于作为一个孩子的我来说就成了一堵可怕的墙壁。...我每天晚上不得不面对着这堵墙壁过30分钟或1个小时。(茂树如果没有经过外公的有效训练是不是会成为物理学家?还是茂树的性格特征里就适合面对这样的墙呢?)
战后日本实施的当用汉字(规定限用的汉字),对于减轻儿童的大脑负担是有效地和必要的,把记忆汉字的劳力用在别处是有用的。
有时我问母亲,它们意味着什么?母亲总是停下她手中的活(这是一种很感人的大人对小孩的态度。她从不说等以后再告诉我的话,而是面对面地望着我,立即做出一个确切的答复)。那时她的双眼显得是那样的美!
我的母亲打算把她所有的儿子都培养成为学者---哦甚至在童年时代就意识到这一点了。
甚至在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就喜欢孤独。我对父亲有很大的反感,同时也怕他。这些情绪关闭了我的心,但是我的想象力却在我的封闭的世界中自由翱翔。
我想保持沉默的企图给我带来了一个绰号“我不愿说”。
大约从上高中时起,母亲开始跟我商量事情了,也许是因为我的二哥不大听母亲的话了。她说话根本不多,而我却常常发现她正在沉思。(这种品质可不是一般妇女能比较的,特别是去农村体会一下...)
母亲还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她失手从秋千上摔了下来,头部受了伤。她伏在地上,有几分钟不能动弹。...母亲临终留下遗言,要我在她死后将她的大脑送医院解剖。据报告说,没有任何受伤迹象,而且脑比正常人重得多。
4
染殿
我是在明治时代末期度过自己的幼年时代的。(福泽谕吉教过汤川秀树的姥爷)
学校是我跟家庭之外的更大和更复杂的世界的最初接触,而且我不能说我的开端是良好的。也许我从母亲那儿继承了一种沉默的性格。
我的忧虑比其他的孩子更多,但我并不担心潜伏在外部世界中的真正危险,我是一个透着一扇半开着的小窗偷看外界的温顺的羔羊。
后来我听说我的智商很高。
每天早晨举行一次朝会,校长站在樱树下讲话。
我获知我的一年级老师写的关于我的记录是:“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而且内心刚毅。”他透过那张单纯的脸看到了过敏的神经和竞争的精神。
@qiusir:汤川秀树的文字很温和也优美,画面感失足,传记本来就是文字拍成的纪录片。提到的“拍洋画”是不是我小时候玩的PIAJI
我一点也搞不懂为什么小市民家的孩子有自由,而我却没有。
在我少年时代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我将会成为一个物理学家。
站在文艺会的舞台上,背诵国语《菅原道真》的文章,但是我一个字也背不出,只得红着脸走下台来。
假如我比较能动手的话,那么我在第三高级中学和京都大学学习期间就做得好物理实验,也许就不会跨入理论物理学领域了。
我唯一手巧的事情是书法。(很多情况下,弱点往往会成为引导到以后成功的优势)
汤川秀树

山本年轻时到中国跟随杨守敬学习书法...“你写得最好”...事实上,我生性特别执拗,我一旦开始做某件事,就绝不会半途而废。
我曾经独自想出一种就等差数列总和的方法,而没有认识到这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是一种较高程度的数学。当我的哥哥在中学里学习这种数学时,我早已懂得了它。我记得我母亲知道这件事情时奇怪地望着我,她突然高兴得微笑了。(戴森、费曼很小的时候也表现出在数学方面的天赋,戴森似乎记录的更细致一些)
5
一种航行
求等差数列之和的公式,每个在中学里学过代数的人都知道,但是我却是自己发明出来的。
我的哥哥想把这一发现解释成为我的创造力的一种闪现。刚巧,数学或学校的算术是我学得最好的科目。
我曾代表在校生向毕业班同学读告别辞。当时毕业班同学的代表是小川秀,她后来成为我大哥芳树的妻子。
第一中学的校长森外三郎,已有很多人描写过,如比我年长的桑原武夫曾以《好时代的好教育家》为题写过他。(桑原武夫前面提到,因为爬山受困,被秀树爸爸狠狠训斥的,后来成了法国文学的大家)
当时是一个比较诚实的年代,不存在开后门的可能性。议员们力图对校长施压让他们的子弟即便没有通过入学考试进入第一中学读书。“只要有那个校长,我们就不提供改建校舍的拨款。”
当学生们明白了真相时,这只能使他们对于东倒西歪的校舍更加感到自豪。这是一种也许为年轻人所独具的正义感。
从那时起和我走了形同道路的朝永振一郎比我高一年级。
@qiusir:又买了本朝永振一郎的《乐园》,和汤川秀树的书比较着读能很有趣,秀树多次提到朝永君...期待不再是翻印版,但正版书买不到,二手的书古籍的价格...
许多老师学识渊博,许多年轻教师毕业于京都大学而专注于要在学术界成名。我的一些同学后来成了艺术家;许多人则成了科学家,人数不胜枚举。平静地照管这些杰出师生的是森外三郎先生。(我杰出的教育界人士,最接近森校长的是葛朝鼎老校长...)
这位校长的自由主义,他的不干涉政策,大大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这种环境使得一个性格内向的少年的心情变得轻松了。
我将把你们中学生当做绅士来对待,因而用君来称呼你们。
图书馆,静思馆
我具有一种很容易心烦意乱的个性。“虽然不想为一点点小事哭泣,但是很容易哭。”
我的朋友叫我权兵卫(无名小卒)
如果国民尊重科学研究,那么我就要求他们让科学家留在实验室里,别把他拉到复杂的世界中来。
就在现在,在学校研究所的自己办公室内,我正坐在一把椅子上,我感觉得到夕阳把它柔和的光线射进了窗内,我正在回忆我那些不引人注目的少年时代。不引人注目的状况是多么平静啊!(散文的风格,我甚至建议学生读至少有出国背景的作者的书,事业广,也读一些理科出身的人的文字,逻辑性强)
我的父亲从来不强迫他的任何孩子去用功。他也许希望每个孩子深入追求适合于自己素质的学问,而且他认为在学校中仅仅为了取得好成绩而用功是最愚蠢的。我在幼年时期害怕父亲,到少年时代,我则以沉默来表示对他的批评,但是我当然喜欢他不强迫我们用功的方法。
我没有好的记忆力,也读不好“死记硬背的学科”。相反,我对数学却越来越感兴趣。竹中马吉先生教数学非常好也可能齐了一定的作用。
当我遇到需要思考几个小时的习题,我就会热心起来。我听不见母亲叫我吃饭的声音。在我最终掌握了解题答案时所感受到的喜悦,使我体会到了生活的意义。我远远赶在整个班级之前就解答好了教科书中的习题。
数学适合于我,因为我头脑单纯,只有到一切事物都被完全理解时我才感觉满意。但是,回想起来,我庆幸自己没有成为一个数学家作为一个数学家,我也许不会取得成功。
虽然我热衷于几何学,但是我当时对物理学几乎没有什么兴趣。教科书是简单的,我初读一遍就基本理解了。然而,那儿写的东西只不过是事实,如果进一步思考起来,那么隐藏在事实背后的东西却难以捉摸的。
引起我沉思的是托尔斯泰的《论人生》(戴森提到维根斯坦的那本小册子《逻辑哲学论》?)
并不是说我在中学里没有交朋友,但是当我认识到人们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是多么容易和多么可悲时,我就力图避免与人接触了。在知道人是孤独的以前,我首先知道自己是孤独的。
这同一种感伤情怀在我50岁时仍然保存着。
6
波和风
我是兄弟5人中的中间一个,我是阳光照射不到的山谷。在这个山谷中吹过什么冷风,流过什么河水,甚至连我的父亲也猜测不到。大哥芳树曾经说道,知子莫如父,这句话并不适用于父亲和秀树之间。
是秋天吧?风吹过大街,细雨淋湿了我的衣领。
东洋史专家二哥贝冢茂树
在我看来,儒家哲学是一种不合乎人情的哲学。这是一宗在我有批判力以前就早已强加在我头上的东西,而这一事实恰恰使我对这种东西产生了怀疑。
其背后显得毫无深刻的思想可言。我开始寻找较少教条成分的读物。读到《中庸》,太哲学化了。《老子》、《庄子》
读这些书加深了我少年时期的厌世观。
在我开始投身于物理学以后,当我的研究工作进行得不顺利时,我仍然会感觉到一股绝望的厌世情绪。后来,我知道有几个欧洲物理学家自杀,而我觉得自己能够理解这种行为。
我始终认为,文学美和理论物理学向我们揭示的美,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相去甚远的。我甚至到今天仍有这样一种愿望,如果得有余暇就像写作一篇童话。(戴森很小时写过科幻,钱德拉塞卡通读过亚里士多德等的剧本,要一句一句地读...)
记得有一天早晨,校长讲到了“彻底”这一话题:有许多动物要过河,除了大象之外它们都是游泳过河的,惟有大象是踩着河底过河的。这就是“彻底”。
将近我中学四年级第三个学期末,爱因斯坦访问了日本。
在同人传阅杂志《近卫》上写童话,迷恋于几何学的美,被进化论所苦恼,读老庄的书而思考人生的意义---我少年时期的这种飘忽不定的感情历程,至今回想起来扔不免使我微笑。
据说爱因斯坦在庆应义塾所做的第一次讲演曾持续了5个小时(包括休息时间在内)。虽然爱因斯坦曾指定听讲者不超过1000人,但是听众人数超过了一倍,尽管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以物理学为专业的日本科学家。
我做一实验取得了成功,感到非常愉快。那时,工藤君突然说道:“小川君将会成为爱因斯坦。”在那一瞬间,我并没有理会他在谈论什么,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想到要成为一个物理学家呢。
爱因斯坦博士是一个伟人,离我很远,工藤君的话似乎并不适用,但他的话看来已经在阻止我的航船前进的大浮冰上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裂痕。(所以要经常表扬人,如果是批评的话,某一天那要破碎的花瓶是要来找轻击的扇子算账的)
法国诗人Proudhon曾写道:

一个花瓶受到扇子的轻击,并没有产生可见的伤痕。那裂缝却在随着时间增长,终于有一天花瓶自行碎裂。

小厥宪君去听了讲演,他是我在第三高级中学时的同学,后来成了一个数学家。
大约16年后,在我32岁时,生平第一次出国...中途在纽约停了一下,到普利斯顿拜访了爱因斯坦博士,他已长了白发。
战后,我在普林斯顿多次拜访过爱因斯坦,而且我对他的尊敬也与年俱增。

Albert Einstein, Hideki Yukawa and John Wheeler in Princeton 1954

7
插曲
一个日本大学教授的收入在任何时期都不是很高的。(知识分子对清贫的抱怨似乎是因为内心世界的丰富很难逐一满足吧哈哈)
这孩子想把东西隐藏在心里,但是当他把心里想的东西说出来,又显得太有主见了。
小川琢治有一个时期想把他的三儿子秀树送往一个技术学院。
森外三郎校长,“一个具备像秀树这样才能的少年是非常罕见的。”“如果你认为我只不过是在奉承你,那么让我来收养这个孩子。我教过他数学,他的脑子动得很快。他思想敏捷,不同寻常。...他将来会具有一种高度的才能,但我却无法相信你还不知道这一点。”(作为重点中学的老师很惭愧,对于爱才这一点远不如森校长,而我接触的那些和我相比只能是有过之无不及吧...)
8
青春
@qiusir:我们有过姚明这样的篮球天才,曾在NBA闪耀,但目前还没有一只可以打奥运会的篮球队。对于足球的失望不仅是战绩,连一个拿得出手的球星都没有,当然这个逻辑倒过来更合理。其实,对一个国家来说,如果仅仅是体育项目的落后是可以接受的。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奖项表面颁发给个人,获奖者代表的可是一个大群体。父母、师长、亲朋、合作伙伴等等,一个人的大成功可是一个个的小成功的串联。关于科学上的成就,如果不能从种族的生理上找到差距,那就是环境的问题了。而家庭的环境和社会的环境,真不好说谁先谁后,但通常从一个小家庭的氛围来看一个国家的环境。读描述小川秀树和其成长环境的《旅人》让人感慨时空的滞后......
当时的高级中学,理科有甲班和乙班之分。甲班以英语为第一外语,以德语为第二外语。而且有力学这门课,但没有生物实验。这样一来,就给跟大学的理学部以及工学部对上扣了。乙班以德语为第一外语,有生物实验课,而无力学课。它就跟医学部、农学部以及理学部中的生物学对口。
“到你有出息的时候再还钱。”一群学生可以欠一家饭店的钱,而店主却说:“到你成为富人和名人时再来还钱吧。”一般地说来,市民们非常尊重学生和他们的才智。(这种社会氛围很特别呀...)
当时一高对三高的体育比赛激发起了一种今天无法想象的高度兴奋。
“消灭东夷”?“春天醉酒于东山之花,秋天沉迷于清谷之芬芳。”
无论如何我也许不会以我父亲为榜样。(小川琢治当年因为地震而选择地质学,汤川秀树也赶上了地震的事情,但他没有)
即使关东大地震时我在现场,我也不会选择走地质学的道路。
我在三高读书时父亲曾劝我专攻地质学。
我父亲却天生就具备对自然物体和自然现象的观察力和记忆力。
而我比较有信心的倒是我的逻辑思维能力。
9
狭窄的门
父母亲供我上学读书,不需要像现在的学生那样去工读。
立体几何老师讲课时有条理的,我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如果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逐字逐句地做笔记,他就会发脾气。而且他讲课速度很快,跟上他需要高度集中精力。...有一次我停下了手,因为我没有听清一部分讲课内容。看到我的手停止不动,他的目光就变得愤恨不满,生硬地问道:“小川君,你在做什么?”全班人都停下手中的笔不写了,用惊异的目光注视着我。当时,先生对于他的一句话引起同学们的震惊完全置之不理---不,他对此感到满意---继续以一种更快的速度把课讲下去。我留下二三行空白,拼命地地写。那时,我连对先生的过度严厉表示不满的机会都没有。然而,课后我却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该受到如此严厉的对待。那不是数学,倒更像是军事训练。(和爱因斯坦的老师不同,汤川秀树的老师更东方一些,当然人家毕竟还有更多好的老师和校长)
你必须用老师课堂上讲的方法来证明它,否则这位先生就会批它为错。
我发现自己的证明并不错却感到放心,不再去计较分数了,但是我却无法克服我对数学已经产生的那种消极情绪。使得我如此快递脱离数学道路的,正是这位先生的评分方法。少年人一怒之下决定自己绝对不想成为一个数学家了。(物理欢迎他,大可不必对这位先生谴责,人类应该感谢那位几何老师呢,错误的方式也是上帝的安排...)(真切感受到看过一本书和没看过一本书是不一样了)
我偶然碰见这样一位老师也许是以此命运的摆布吧。无论如何我都承认,要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数学是重要的。后来当我学习微积分即所谓高等数学时,我对数学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复活。
我知道在数学中也有创造性活动的乐趣。但我仍然很高兴自己没有成为一个数学家。
我从小时候起干任何事在开始着手干时从没有顺利过。
在第三高级中学长期来就有一位著名的物理教师森总之助,但当我开始在那里学物理时他已经到国外去了。吉川老师使用的是美国人Duff编著的英文教科书。在每章后面都附有典型习题,于是我就开始尽可能快地解决这些题。
当时有人建议将所有的学生召集在教室里,由我给他们讲课。
我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二三十个同班同学,在教师用的桌子上打开教科书,并且环顾了一下周围。
然而我在物理考试中去没有得满分。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没有死记硬背,但这也是由于我记忆力差所造成的。(不会是小时候摔的吧?不知道有没有像母亲一样去世后大脑做个检查或者捐出供研究...)
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发现了自然界中的一种完全预想不到的不连续性。这种不连续性一举打破了“自然界没有飞跃”这一从古希腊哲学那里接受下来的、经过莱布尼兹而在现代物理学中被公认了的观念。
1939年我第一次去欧洲,曾在柏林度过了两个星期。我有时在柏林大学附近散步并想到普朗克教授,想在假期结束后去拜见他,但战争的爆发却使我离开了德国,就这样命运剥夺了我会见普朗克的唯一机会。
在理科乙班,大多数学生不听力学课。在这群人中有朝永振一郎...当我们做力学习题时,我发现他们全部是优秀学生。我很快就发现朝永振一郎比我所认识的任何其他朋友都要聪明。
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伙伴是多么富有刺激性和挑战性。
如同父亲早先批评我的那样,我有一股顽固劲。我力图巩固自己的想法,而有时我在觉察到以前会做得太过头,有时我飞跃得太远。朝永君很少犯这样的错误,他是知道界限和产生好想法的那一种类型的人。对于我,他是我的一个最难得的伙伴。(1965年获得诺奖的朝永君,这本书第一版是哪一年出版的呢?查了下,1960年出版,那时还没获得诺奖呢)
当时高中的入学考试是一大难关,而大学的入学考试却比较容易。
后来回想起来,某个人打算学物理却不知道冯·劳厄的著名衍射实验,我就会直冒冷汗。
10
结晶
因为我忙,同时有懒得走出来散步,所以每天除非绝对必要,我一般从不跨出研究室的门槛一步。
在我进入大学时,父亲是理学部的部长。这一职位他是不想接受的,因为大家坚持劝他就任...他只同意任职一年而不是通常的两年。
父亲开始对我很和蔼了。部分原因是他听到我入园的教授说我在入学的考试中数学考得非常好。
我久闻长冈先生的大名...他说在20世纪初量子力学诞生以来的20多年中物理学正经历一场深远变革的话,使我深深感动了。虽然他当时已60岁左右,但是他既有学生般的青春热情,又有渊博的知识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我们抵达火车站前面的旅馆时,前来迎接我们的那位老绅士就是马克斯·波恩本人...
大姐夫是一个数学迷,一见到我,就发表议论:秀树君你为什么如此爱好物理学?数学不是更好吗?你能够在数学中证明你是对还是不对。“这是因为你无法说出新物理学的结果将是什么---这一点就使它变得有趣了。”我有力地为自己的立场做了辩护。
30年后,大姐的长子岩雄成了一个物理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当时的争论中获胜了,因为男孩子往往不听父亲的劝告,我也曾经是那样。
二姐夫成为京都大学工学部的教授:我们家再一次变得有生气了。
我从第三高级中学进入京都大学
我在物理系的同学不到20名,其中包括我在第一中学和第三高级中学的4个朋友,朝永振一郎...所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教授,而且他们至今仍然走着科学的道路。
中国有句古话:“天道不许人闲住。”(这话是这么说么?)
1926年,我进大学的第一年,薛定谔提出波动力学。第二年,我在物理学图书室里度过了自己的全部空余时间。我不需要充斥书架的旧书,而是想尽办法尽可能快地了解过去两三年中外文杂志上、尤其是在德文杂志上发表的有关量子论的论文。
不久,我决定系统地阅读薛定谔自己的论文,因为它们在当时是最容易理解的。
我在丸善书店居然找到了一本将这些论文全部收集在内的书。
甚至连制图能力不在我之上的朝永君也能顺利地掌握吹制工艺。(大学的段落里,他多次提到朝永君,那时应该还是不知道他也获得诺奖,但才华不是名誉能遮盖的)
我和朝永君等三人一起去了玉城教授的研究室。
他一向尊重研究室的人的自由意志,只要不超过理论物理学的范围,不管研究什么,他都不加干涉。即使几年后一事无成,也不会被辞退。人人都从容不迫地进行研究。
我想在第3年期间拼命赶上理论物理学的前沿,这样使得第3年成为繁忙的一年。
我是西田教授的一个信徒,而且认为自己在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所在的京都大学当学生而不去听他的讲课是愚蠢的。有些第三高级中学的学生来听他的课,法学部的大教室总是满客。
在古代,哲学和理论物理学是一回事,今天它们分开得很远。但是当我和西田教授交谈时,它们似乎又靠近在一起了。
我家客厅挂着教授写的一幅书法,“步步清风”。
1928年,英国的伟大天才狄拉克发现了电子的相对论性波动方程,这对我是一个大刺激---或者更确切说,这像是一种冲击。
我那忙忙碌碌的大学3年生活即将结束了。我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的研究方向却确定了。尽管没有出现任何尺度的晶体,但结晶核却已存在。
“一个单晶是透明的,而一把晶体碎片却是不透明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还只不过是一块晶体碎片。
@qiusir:看到汤川秀树和费曼的合影[?],印象中费曼很想见到朝永振一郎,结果这人因为洗澡摔倒受伤,当然他也不想去...
@qiusir:翻印的书最大问题是照片看不清楚,好在总体的阅读并无大碍。
11
转机
我是如此悲观,甚至想到了要去当和尚。自从中学时代以来我就根植于我心里的厌世思想,此时又重新抬头。
我希望与别人的交往能减少到十分之一,我想过安静的生活。
这种愿望虽然说是一种相当不现实的梦想,但却给我以安慰。
玉城研究室不招收研究生,所以我们3给人以无薪助教的资格像学生时代那样继续在那里进行我们的研究。我有许多同学留在大学里,不景气把我们培养成为了学者。
回顾我的研究生活,我认为大学毕业后的3年时间里我打下了一个极其宝贵的基础。跳入始终的游泳选手在水下潜游片刻---对我来说那3年就是这种准备时期。
1929年秋,海森堡和狄拉克都访问了日本。听他们的讲演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刺激。
...我把这些结果写成详细报告,提交给玉城教授,他把报告锁在他的保险箱内,说他以后再看。
在一份专业杂志上刊登出了费米写的关于超精细结构的一篇论文。我感到很失望,因为他不仅研究了我已经开始研究的同一个问题,而且他还比我多走了一步。(还好不是影响诺奖的题目,要不玉城教授哈哈...)
当量子论刚诞生时,它在光的本性问题上投下了一种神秘的阴影。
每天我都要推翻掉自己在当天所提出的想法。到傍晚我回家经过鸭川河时,我沉浸在一种绝望的情绪中。
第二天早晨,我走出家门时感到又有了精神,但傍晚回家时又显得垂头丧气。最后,我放弃了对那恶魔的搜捕并开始认为我应当去找一个比较容易的问题了。当我这样白白浪费时间时,量子力学的应用范围正在迅速扩大。
那时,我有很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因而决心再学一门语言。我对英语和德语不感到有什么问题,在学校里都学过。至于法语,我在高中时上过夜校...
事实上,我是一个孤独的散步者。我的新的构想却是散步中产生出来的。
在物理学界常听人们说起“哥本哈根精神”,它是指哥本哈根大学的尼尔斯·波尔为所转给你的理论物理研究所。仁科芳雄在哥本哈根逗留的时间特别长。他的讲演不仅仅解说了量子物理学,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哥本哈根精神”...
我也学在仁科芳雄身上看到了我在自己父亲身上所看不到的那种慈父形象。总之,我的孤独的心,我的关闭的心,开始在仁科教授的面前打开了。(他还是汤川婚姻的介绍人...)
“他的前额很宽,苍白的脸上戴着一副大的黑色玳瑁框架的眼睛。他略低着头,专心一志地用着刀叉。”
@qiusir:这两天在读大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的传记《旅人》,留意到汤川秀树的父亲小川琢治原姓浅井,外祖父小川驹橘原姓长屋,岳父汤川玄洋家原本叫坂部让三郎……不管是大学教授的父亲,当过武士的外祖父,行医的岳父,还是汉学家的哥哥贝冢茂树和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秀树本人都是赘婿。看来“小子无能更姓改名”实属短见,“倒插门”竟是一条成才的大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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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乐园
与京都的自然美形成对照,这里有生气勃勃的人。我决定住在大阪的一个理由是,我想在这种新的环境中改变自己。
在这一年,我在探索真理额旅程中的伙伴朝永振一郎离开了我们去了东京。他要到理化研究所新建的仁科研究室中去工作。连我这一个不好交际、自以为孤独者的人也对我们这次分离感到相当凄凉。(汤川很尊敬仁科,并冠以慈父和带回精神的人,也更多次提到朝永。这里才看到,其实朝永更直接追随了仁科芳雄呢。)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来不及整理衣物就把它们一股脑装进大皮箱内匆忙赶路的旅人。(这句话是不是书名的出处呢)
武谷三男,我早就注意到他了。
“汤川的讲课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特征,大部分是按照狄拉克的教科书讲授的。他的声音像催眠曲似的舒缓柔和,说起话来从不加强语气---这对于催眠来说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这段很像戴森描述狄拉克上课的情形,我要看看武谷三男是不是也想戴森那么厉害。还真有点像,著名物理学家,自然辩证法大师,也转入仁科芳雄研究室...)
1932年,这一年对物理学比对于我个人生活来说更是多事之秋。每次都能叫做革命的时间接连发生。第一起是中子的发现;第二是正电子的发现;第三是通过人工方法即使用粒子加速器把原子核打破了。核物理变成了主流(钱德拉塞卡的老师福勒说这是创造奇迹的一年)
1932年到1934年时我一生中最困难的两年。然而,我正在经受磨难这一事实却使我感到满意。我觉得像一个背负重荷的旅人在拼命爬坡。(再次提到旅人。匆忙的、负重的、爬坡的旅人。
妻子和岳父因为我正在努力工作而感到完全满意。
当时自费出国留学的人不少。我拒绝这个建议,因为我在完成我能称得上是自己的工作以前不想去国外。我想找到自己的研究课题,并且将它研究到力所能及的程度。我不在乎失败的次数。只要能取得成功,我就去和外国的科学家交谈。(国内的成果)
我从来不和岳父、岳母说话,我既不讨厌他们也不害怕他们。只是我生来不爱说话的习惯不容易改变罢了。
我得了轻度失眠症。岳父和妻子说,“再没有房间可以试了。”
我想在自己的研究中投入我所具有的一切---知识、热情和意志。我是一个不能够不全心全意工作的难对付的人。
那些探索未知世界的人是不带地图的旅行者,地图是探索的结果。(这没准也是旅人的另一个内涵,汤川是没地图的、负重的、孤独的也是匆忙的探索世界的旅人...)
我在1932年就已经非常接近我的目的地了。假如当时我继续探讨核力场的概念,并应用量子力学推理,那么我本应该能得到“介子”这一概念。但是,与此相反,我实际上又在暗中摸索了两年的时间。
@qiusir:想起以前只是背诵文学常识很可笑,谁在某年写了什么书而并没有去看,就如谁在某年发现了什么理论并不理解理论一样可笑。而今天提到读了谁写的什么说,或许以后看起来也是很可笑。那就笑出声来吧,放松心情也锻炼了肌肉,哈哈哈...
@qiusir:读了几本书,慢慢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比如看福泽谕吉的自传就觉得和富兰克林的自传有点关联,聪慧、勤勉,不走寻常路。而汤川秀树和王小波在家庭结构上也很形似,父亲都是文化人,对子女的关心不是现在家长的掌中宝,但不同的是文理的不同,还有的就是社会大环境的不同,日本的当时成就了文转理的汤川,中国当时的情况最适合的也是理转文的小波的文学创作。种子、土壤和气候...
我辞掉了我在京都大学的职位,成了大阪大学的专职讲师。(翻译句子里似乎喜欢用很多我...)
有一天,我在新到的杂志中发现了费米的关于β衰变的论文,我想我在读它时必定脸色变得苍白了。难道我又一次被费米打败了吗?
我在床边放了一本笔记簿,我一有想法就能随时记录下来。我这样持续了好几天。
仁科教授对这理论颇感兴趣,想我表示了祝贺。我用英文写了一篇论文,寄给数家物理学会。我如此快地写出这篇论文的原因是因为妻子不断催我:情快点写出英文论文,公之于世界。(是怕又比费米抢先了吧)
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在山坡顶上的一家小茶馆里歇脚的旅人。这时我并不去考虑前面是否还有更多的山山水水。(再次点题到旅人)
尾声
我的回忆到此结束了,至少是短暂的结束。这时自我出生以来到我27岁零几个月这一段时期里所发生的的血多事情,以及我当时对他们所做出的的反应的记录。
我不想再从这里往后写下去,因为我坚持不懈地从事研究的那些日子是值得我怀念的,而另一方面,当我想到自己如何日益被研究以外的事情所困扰时不免感到悲哀。(有审美,有定理,哈哈)
坂田昌一从东京的理化研究所来到大阪大学和我同一研究室,两年后,武谷三男开始加入我们的讨论,接着,小林念?也加入了我们的小组。我是一个孤独的人,而且也很固执,因此我发现我们4个人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非常愉快地共同从事研究时很可惊异的。
附录
汤川秀树与介子
汤川的父亲属于像日本最著名的前量子时期物理学家长冈半太郎那一代的人。长冈的有关原子模型的早期工作引起了剑桥学派和卢瑟福的注意,而且他成了光谱学、地球物理学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个权威。
“如果我不能进入先进的研究者行列并对某一学术领域做出贡献,那么生而为人...就毫无意义。”
朝永振一郎的父亲是京都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的儿子。朝永和汤川在学习量子力学相互帮助,毕业后在一起好几年。
“懂得界限但能提出聪明想法的人。”
仁科芳雄的姻亲坂田昌一被仁科介绍给汤川和朝永。
仁科的为人使汤川感到轻松自如,通常沉默孤僻的汤川发现他能够和这位长者交谈。
汤川翻译了海森堡的论文,还写了一篇综述性的介绍文章,这是他的第一种出版物。
@qiusir:想起庭瑞父亲的读后感,做好的观众其实很重要,是更基础的教育。是不是可以说,除了踢球的,球迷的能力也决定这球员的水准呢,水涨船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或说产生问题的根源,往往不是个体不够优秀,是整体不够优秀。
虽然汤川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哲学倾向,但是,讨论汤川的思想而不提及坂田昌一和武谷三男的哲学观点,那将是不适当的。尽管两者是汤川的学生,而马赫几乎比爱因斯坦大40岁。尽管如此,汤川和他有才华的弟子们之间的关系却是一种复杂而交互的关系,而且这在30年代的日本物理学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显得特别重要。
坂田和武谷没有自称影响过汤川的介子预见。
1948年汤川成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一员,1949-195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L.M.布朗
@qiusir: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的父亲都是京都大学的爱读书的教授,汤川自传里多次提到懂得界限却能提出聪明想法的朝永。坂田昌一和武谷三男都是汤川亦师亦友的学生。那位随身带着哥本哈根精神的仁科芳雄不仅给汤川引荐了自己的姻亲坂田,还算是秀树的婚姻介绍人,孤僻沉默的小川在仁科那找到慈父的感受。武谷对汤川上课的评价很像戴森对狄拉克的评价,照本宣科、舒缓温柔。汤川上课用的就是狄拉克写的教材,很怀疑催眠是教材的问题。费曼当年很想见的人是朝永振一郎,但后者因为洗澡摔断了肋骨,后来还对英国女王说谎。他们都是生来要为某一学术领域有贡献的人......

P.S.年末温习
(时代选择人)我只是乘着一门新科学的高涨势头做着我所喜欢的事情。
(天才来自疏忽。汤川小时候被家长和兄长疏忽不少。错误也是上天的安排。)“秀树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脾气倔,净给我们添麻烦。”
(“不愿说”、“无名小卒”到“老干部”的小川)我是一个透着一扇半开着的小窗偷看外界的温顺的羔羊。
(这段话读着很震撼,现在中国的经济好起来了,但很多家长再有钱也是个吃不饱饭的那个农民)我的父亲从来不强迫他的任何孩子去用功。他也许希望每个孩子深入追求适合于自己素质的学问,而且他认为在学校中仅仅为了取得好成绩而用功是最愚蠢的。
(从朝永那知道了什么才是好奇心,汤川这了解了彻底。)有许多动物要过河,除了大象之外它们都是游泳过河的,惟有大象是踩着河底过河的。这就是“彻底”。

(要经常表扬人,否则某一天那破碎的花瓶是要来找轻击的扇子算账的)法国诗人Proudhon曾写道:一个花瓶受到扇子的轻击,并没有产生可见的伤痕。那裂缝却在随着时间增长,终于有一天花瓶自行碎裂。
(汤川老师,大了反而只照本宣科了。)当时有人建议将所有的学生召集在教室里,由我给他们讲课。我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二三十个同班同学,在教师用的桌子上打开教科书,并且环顾了一下周围。
(爱喝酒的朝永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多聪明的话。)我很快就发现朝永振一郎比我所认识的任何其他朋友都要聪明。

(为什么很努力的你还没有看到成功,找到结晶核很关键。)尽管没有出现任何尺度的晶体,但结晶核却已存在。“一个单晶是透明的,而一把晶体碎片却是不透明的。”
(我的太多优秀学生只是去了金融和计算机行业,估计是现在经济形势太好了吧。)我有许多同学留在大学里,不景气把我们培养成为了学者。
(喜欢这句话,一是量子论是太阳一样的光明,而是如初升的太阳留下长的影子,当然,提示了光的本性的问题。)当量子论刚诞生时,它在光的本性问题上投下了一种神秘的阴影。
(《旅人》的书名很讲究)我希望成为一个周游各地的旅行者和一个荒野的开拓者。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来不及整理衣物就把它们一股脑装进大皮箱内匆忙赶路的旅人。我觉得像一个背负重荷的旅人在拼命爬坡。(匆忙的、负重的、爬坡的旅人。)那些探索未知世界的人是不带地图的旅行者,地图是探索的结果。(这没准也是旅人的另一个内涵,汤川是没地图的、负重的、孤独的也是匆忙的探索世界的旅人...)
(读汤川和朝永的书强烈感受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或说产生问题的根源,往往不是个体不够优秀,是整体不够优秀。

On thi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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